学之苦之甚者的独白

卜希旸 / 文

1993年，应一位朋友的要求，我临写了20多种汉碑，计划出版《汉隶全集临本》。朋友还提出，要我请欧阳中石先生写序言。我虽然在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多年，但自知是个笨学生，恐怕先生看了临本不满意；又知道先生太忙，不好意思打扰他。但出版日期临近，朋友再三催促，只好抱着一大摞书稿去见先生。欧阳先生看了书稿，欣然答应写序言。不几日，序成。是一幅四尺长的横卷，写得文辞古雅，笔墨酣畅，神采飞动。序中，先生阐述了治学的根本途径，学习书法关键所在，并对我的临本给予热情的鼓励，又对未来寄予殷切的期望。序中先生说我“学之极深，学之至广，学之亦苦之甚也。”深、广，是先生勉励的话，自己惟一敢承认的就是“学之亦苦之甚”了。

小时候，我体弱多病，家里生活困难，所以很知道用功。小学一年级得胸膜炎，病了40多天，期末考试还发着烧，而两门功课都考100分。小学毕业，附近几所小学联合阅卷我考了第一名。我喜欢画画，十一岁时父亲带我拜见了于詹先生，于先生早年留学日本，豪爽渊博，善画山水，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套《芥子园画传》。我天天临摹，十四岁曾获“北京市少年儿童赛画大会”一等奖。当时我在师大一附中读书，家在永定门外，有十几里路，有时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月票，就来往步行，风雨无阻。所以在以后几十年里，别人认为苦的事，我并不觉得苦。学校离琉璃厂很近，一有空我就跑去看碑帖，从心里喜欢这些东西，可当时，不用说拓本，影印本，就是几角钱的石印本也买不起，所以就记的非常真切。现在，很多种碑帖，我只要看其中一开，就能说出名称、时代、作者、拓工优劣，并大概能知道拓于何时，有人说我记性好，殊不知是这样练就的。

1961年我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，学校重视书法，先后请来著名书法家王传恭、郭风惠先生任教。当时我学《麻姑仙坛记》，得到两位先生的教诲和鼓励。王先生为我的字帖题了签；郭先生给我用颜体写了一幅杜诗《春夜喜雨》；这两件墨宝我珍藏至今。王先生严谨谦和，郭先生天才横溢，是他们把我带入书法艺术之门。学习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，我常在晚自习后，把同学们练习白描的废纸拣起来写满字才离开教室。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也都用来买字帖。在宿舍里选了离门最近的上层床，为的是熄灯后借楼道的灯光看字帖。

“文革”当中，我在工厂里接受“再教育”。是一家印刷厂，练字的纸是不用愁了，可字帖都没有了，幸好一位朋友送我一本何绍基临《争座位》，真是如获至宝，下班之后常常要写得很晚才回家。更苦的是没有书读，正好一位忘年交有个亲戚在科学院考古所工作，能帮忙借书，借到书后，更是如饥似渴地读，日以继夜地抄。抄了梁东汉《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》、朱芳圃《殷周文字释丛》、郭沫若《殷契萃编》，勾摹了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及商承祚《石刻篆文编》的大部分。白天干了一天的活很累，抄书又抄到深夜两、三点钟。毛笔几次从手里掉下才罢。

从1979年开始教书法，我深信教学相长的原则，把每一节课都当作对自己的口试。很多内容都要求背下来，所以许多碑帖的文字我能背诵。80年代初一位朋友拿了一张清代进士写的草书条幅的照片，字很多、很小，说让几个人看了没有读下来。我看写的是《书谱》中的一段，念了两句就把后面背下来了，后来这位朋友在课堂上说我能把《书谱》“倒背如流”，在学生中就传开了。我临《书谱》，确实很下功夫，曾经一夜临摹一遍。这样反复多遍，自然也就背下来了。比起现在的青年学者，我的读书、抄书，简直是“刀耕火种”，但当时的苦中之乐，是难以忘怀的。

至今，我从事书法教学已近30年了，有许多优秀的学生。自己也写了一些作品，获了一些奖，出了几本书，总算尝到苦馀之微甘了。

艺术风格上，我也喜欢苦涩支离的东西，因为它们隽永、深邃。杨凝式清苦奇诡的字体，相形之下，能让沈（传师）、徐（浩）有尘埃气！石涛所以号“苦瓜”，吴昌硕所以号“苦铁”，这些大师们都从“苦”中体味到人生和艺术的真谛。

我已逾耳顺之年，六十多年中，受苦、自苦的时候多。艺术上也朦胧地体会到一些苦中之真趣，然垢障未尽除，尚未了悟，仍须参伊苦禅！